因工作关系

我要暂歇博客

在博客虚拟的世界里

我却认识了诸多真诚的良师益友

这是人生另一种丰富

我珍惜

非常欣慰和感谢博友们给予的友情 鼓舞 理解和支持

我希望自己能生出三头六臂回报大家

可我知道做不全

待忙完这一阶段工作之后

一定回来看望大家

恭祝

各位心想事成 

来访吉祥

管祥麟敬示

    2000年，我从晋南独自驾车去旬邑县拜访我慕名已久的“传奇”人物——剪贴画艺术大师库淑兰。

        旬邑县是陕西省咸阳地区最北部的一个沟壑川道的山区县，正好是黄土高原的腹地，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但它却是炎黄文化的摇篮，随着考古工作的新发现，这一带出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的彩陶，那描绘山川风物的几何形图案，早就折射出黄土地上的古人类艺术创造的审美智慧。

而库淑兰已在那有着丰厚历史文化积淀和浓郁民俗传统的土地上艰难地走过了80个春秋。

        赤道乡王村（现改为“富村”），坐落在旬邑县城南40华里的塬上。库淑兰和老伴住在一间村公所的原杂物房里，早先居住的窑洞己在十多年前就坍塌了，是“公家人”（称在政府里做事的人）给她老俩口安排了这临时住所。

        穿过一个院子，顺着两边是土坯墙的巷道，拐进了挂有半截布帘的门（黄土高原人家都有挂门帘的习惯），一间昏暗陈旧的长方形房屋映入眼帘，在不到九平方米的通间房子里，一半是土炕，一半是厨房，靠中间墙边有一像小床一样的案板（做面食用的）。

库淑兰正在土炕上剪花花，她的留着山羊胡的老伴盘腿坐在一旁。见有客人来，库显得很兴奋，忙起身问：“是哪达来的（方言：达，意“里”，显然库对陌生人并不拘束）。我这才看清眼前站着的是位身高不足1．60米，精瘦却有神采的小脚老太，虽然满脸皱纹，但她却有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和一头青丝（奇怪她并没有多少白头发）。这与我在很多刊物上见到过的库淑兰照片没有什么两样。但她的生活现状却给我极大的震动，难道这就是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授予“剪纸艺术大师”的库淑兰？在我没来之前，她的名字和她独创的作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蜚声海内外艺术界，我听到的和我现在看到的、感受到的似乎无法调和。

        我将带来的糕点放在了土炕上，库拉着我的手仰头笑着问：“你知道我叫啥？”我大声说：“你叫库淑兰！”老人哈哈大笑，“同志们可好着哩，还给我买好吃的，下次来，你再给我买些豆奶粉、脸盆子（要求很低）。我给你持（拿）花（似乎老人已明白我的来意，但凡来此的客人可能无一例外地都会看‘花’，即剪纸作品）。”她爬上了炕头，可又转了回来，“我对你说，下次你来给我买上随（小）剪子，还有红纸、绿纸、毛蓝纸。”作为看花的条件，我答应了她。她这才从炕头上翻出压在最底下的一个纸箱，拿出一大卷卡纸，当她要展开时又说：“拍照要给钱哩！二百元。一张‘花’四百元。”我突然感到诧异，一个乡下老婆婆，居然被现代市场经济浸染得如此透彻，那种农民的直接与单纯的狡猾，在短短初识的几分钟里给我的感觉全都是“交易”，似乎是老人有过某种被骗的经历，而早已准备好了对付所有外来人的“台词”，又像是别人授教指使的结果。这使我顿生困惑，仿佛眼前不是我要拜访的大师级库淑兰。在已看到过的所有对库的报导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库淑兰是位“庄周梦蝶”式的神奇人物，高尚得如美玉一般，没有任何瑕疵。但我眼前所见和我接下来的访问，使我的思绪一波三折，库淑兰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当库淑兰在这昏暗破旧的房内突然打开她那绚丽的创作时，我的眼前一亮，她的画作与环境形成强烈对比，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在这样偏乡僻壤的山村里，竟会产生如此具有震撼力的经典艺术创造。

                库淑兰代表作：剪花娘子  2000年征集

作为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贤淑良家农妇，其中的必然和奥秘来自何处？全中国植根于民俗土壤中的民间剪纸艺术家数不胜数，为何只有库淑兰一人独创这种剪贴画形式？不仅如此，她的作品与环境又有着天然的对立与统一，就像一朵扎根于土壤中盛开的艳丽山花，一点都不感到刺眼。《空空树》、《灶爷灶婆》、《太阳神》、《剪花姑娘》、《连花生子》……库的作品印刷品我过去也见过不少，台湾汉声出版社就专门为她出版过精美的《剪花娘子———库淑兰》上、下册，可原作的魅力远远超出印刷品，而非同一般，有种慑人心魂的魔力。难怪有很多学油画的画家做梦都想去卢浮宫瞻仰大师的真迹，原来是寻求原作对心灵的直接冲击。

    库淑兰拿着一张张出神入化、色彩斑斓的剪贴画，神采飞扬地把每一幅作品背后的民谣、传说、剪花娘子的精魂，一一手舞足蹈地说唱出来，她的那种忘我的如痴欢悦的神情，就像见到老朋友，没有陌生，没有厌烦，一下使我忘记了她刚才和我“交易”的尴尬。“来，到我跟前来！我唱给你听”，库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唱道：

           “剪花娘子把言传，没有厅院真难堪；

            热哩来了树档下钻，冷哩来了烤暖暖；

            进了剪花娘子屋里边，清清闲闲也乐观；

            好似庙院把景观，叫来童子把花剪；

            人家会的是琴棋书画、八宝如意；

            我剪花娘子铰的是红纸绿团团。”

        而她手中的这幅《剪花娘子》的形象恰好与歌词形成鲜明对比。也许这就是作为一代大师所体现的过人之处，她所表现的剪贴画是诗外有画、画中有歌、歌中有舞、相互辉映的立体艺术，这与文人绘画所追求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相互共存的意境截然不同。所以读赏库淑兰的艺术，不听她演唱的诗歌和感受她的生存环境，单看她纯真可爱、充满灿烂阳光和美好幸福的视觉艺术，我们只感受到它全部情趣意味的一半。

        这位自称“剪花娘子”的老人，1920年农历二月十二日出生于旬邑县赤道乡富村的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库淑兰从小生性活泼机敏，心灵手巧，聪明伶俐，人送外号———猴桃，4岁缠脚，六七岁时随母亲学剪纸作画，至今不止。曾读过几年书，后因婚姻失学。15岁嫁给本村贫苦农民孙宝嬴为妻，共生养13个子女，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眼巴巴地看着10个孩子相继死去，最后只拉扯大二男一女，现已儿孙满堂。但有着倔强性格的她，坚持自食其力，至今与老伴单住在土屋里，过着相依为命的清苦生活。

   上世纪80年代初，旬邑县文化馆在组织民间美术艺人创作时发现了库淑兰不同凡响的剪纸天赋。从此，库淑兰的名字和她创作的独树一帜的作品，走出了背靠黄土面朝天的山沟沟，走出了国门，登上了大雅之堂，令国内外的业内专家、学者为之倾慕，她的作品被评为“能与毕加索、马蒂斯的作品相媲美”。她曾迈动着一双摇摆的小脚，走进北京，出入香港。她终于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剪纸艺术大师”称号。然而，如何从农妇与艺术大师、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找出这位不平凡老人的生命价值取向和对艺术如醉如痴的颠狂境界所产生的根源呢？这是我用DV记录她晚年生活和创作的真实目的。

     我来此已是第四天，每日我都赶在库淑兰起床之前，就守候在她家的门前，只要她家的门一打开，我的摄像机就开始工作了，除了换磁带、吃干粮、如厕、老人午睡，我几乎是一刻不停地记录库淑兰每天的起居生活、唱诗剪花、出门溜达……前一两天，老俩口还不习惯，而后，她们便不在意我的存在了，镜头中的人物渐渐变得自如起来。

        这天清晨，库淑兰比我起得还要早，我来到时，她已双腿跪在灶前起火烧水，库没有梳理的头发和微驮的背影显得越加苍老，电动鼓风机“嗡嗡”地响个不停，炉堂内的炭火燃得正旺，映得她满脸火红，她发现了我，并用眼瞄了我一下，没有作声，她知道我是不会“理睬”她的，这是从我来到第二天起就已经是这样了，我几次不答理她之后，她误以为我突然得了哑巴症（她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情形），一开始，逢人便说：“这人牺惶的很（可怜），不会说话了，是个哑巴子。”因为我是记录而不是采访，“介入并不参与”，这是必须遵循的记录手法。

但今天的特殊情况，我却无法遵循这个规矩。当我全神贯注地拍摄时，镜头中的库淑兰在炉灶前一下起不来了。此时她老伴不在屋里，库淑兰将手伸向我求助，口中自语道：“昨黑来把我跌嘎子，腰不得动弹，哼！哼！把我吊嘎子（拉一把）！”

我右手把着摄像机，左手伸向她的手……库淑兰的腰明显活动受限，锅里的水已烧开，她要把一笼凉馍端进深深的锅里，可她端到锅沿，又无法弯腰放下去，她的腰受伤了，库淑兰小心地慢慢走来，拉着我的手示意我帮她将摆着冷馍馍的竹笼箅放进锅里……

        接着她拿来大葱，操起一尺来长的菜刀，慢慢跪在案板前开始一刀一刀地切葱丝，这姿势无疑既缓解了腰痛，又完成她不得不为之的家务活，她在完成这一系列动作时，并没有任何的不协调，显然，她经常使用这个姿势。

    她的老伴从外面回来了，库淑兰已将早饭做好放在一个木制托盘里端上了土炕（有热腾腾的大馍、辣酱和一盘醋拌葱丝），像是招待客人一样伺侯老伴享用，这是库淑兰一辈子都在履行的妇道和规矩。她曾对我说：“我生下娃，在炕上坐三天，就下地给外（指老汉）做饭哩，外脾气不好，一天把我打六回子。”即便现在上了80岁的高龄，她仍然一如既往。

        随后，她没有吃饭就拿起了拐杖，迈动着小脚，东倒西歪地走出了家门，有几次险些摔倒在路上。她来到村医务室，一连吃下两粒止痛药，村民说：“耶（她）经常吃这药，不然就动不了，耶老汉（指老伴）就没饭吃了。”

        吃完止痛药回到家里的库淑兰，显然是药效的作用，她的肢体活动自由了许多。爬上炕，拉开她创作过无数作品的小桌子，摆开剪刀、色纸、面浆，渐渐进入了制作剪贴画的状态，此时的她，似乎又变成了另一个人，周围的一切不复存在，那专注的神情，早已将生存的苦难抛到脑后，创作使她变得心醉神迷。

   在连续的拍摄中，我发现库淑兰在创作每幅作品时，徒手打草稿，信手剪来，随手贴上，那丰满的构图，稚朴动人的造型，绚丽而又统一的色彩运用，怎么贴剪都显得经典好看，显示出她作为一个大师的才智和创作天赋。西安美术学院已故教授杨学芹在《库淑兰的艺术》一文中这样评述她的作品：“在主题人物身上，由孤形、勾形的对称线条支撑头饰花冠，躯体身边给人以粗壮有力的壮美感。而由黑色孤线勾勒的圆脸，弯月式的长眉毛，大眼睛与红鼻子，深红嘴唇，黄色眼白，黑眼珠相对比相谐调，面目丰满，五官紧凑，双眉间加大红色的智慧点，于是人物犹如注入了灵气，赋予了生命，显得雍容娴静，神采照人。”

     多次的跟踪记录，使我感悟了艺术创造之外的真实库淑兰。她首先是一位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农民，一位勤劳、精灵、受尽贫寒与多次丧子之痛打击的善良农妇，她具有西北农家妇女所具有的一切美德，同时她也兼备农妇所有的世俗与局限，库淑兰是一位比当地任何人都真实而又富有灵性的农妇。

        她在中国的民间艺术中，历史性地开创了三方面的先河：

        1、打破以单纯的模仿来传承传统；

2、她以自己为原形（在民间艺人中极为少见），以民俗风物和心灵世界为背景，以追求理想境界为终极目的而激发的原欲创作动力；

3、独创了一种前无古人的最适合表现其自我灵魂中真善美的艺术模式———剪贴画。

        这种创造的本身，已经充分揭示出库淑兰在中国民间文化长河中，所占有的极其重要的位置和不可忽视的人文精神价值。她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已远远超出艺术本身范畴。

        我们有了认识和感悟之后，就会发现我们对库淑兰的生存状态已漠视到麻木不仁的程度……

        多少年来，我们对众多有成就的民间艺术大师的生存背景和创作环境知之甚少。可以说，我们长期忽视了这一重要的社会底层人文元素，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依然存在严重的认识偏差。民间艺人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必要的保护的现象，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盲区。所谓上层主流文化中“拿来主义”的主观倾向或者称为“历史惯性模式”，对待民间文化至今仍持“摘野花”的态度。因为它是野花，可以居高临下地随意采来，无需代价和负责任。只要能用来美饰主流文化的某种需要，一切万事大吉。（据不完全统计，在已经出版的大量有关民间文化出版物的图文介绍中，有半数以上没有标明作者姓名、年龄及详细出处，更谈不上支付稿酬了）。这显然反映出主流文化对待民间文化作者的不公正的态度。至于“野花”的生存环境、土壤条件，是否有养料，能否继续生存等等所有这些，似乎都不是自私的主流文化所要注意和关心的。难道这些人就如此安然吗？我痛心疾首。       库淑兰，正是这种“惯性模式”下的典型代表。

在过去的时日里，我曾多次在大专院校及媒体采访中强烈呼吁社会给于民间艺术家以切实的关爱和救助，建议国家文化部门早日设立“中国民间艺术家保护基金” ，因为还有成千上万的像库淑兰一样的民间艺术人才正处在困难之中。

虽然我先后通过富村村委会转交给库淑兰近四千元的听众充满艺术良心和人文关怀的捐助善款。

但我已意识到，库淑兰在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她所需要的已不再是金钱和名气，她要的是浓浓的人间温情和体贴入微的关怀，我们能给予她的真是太少了！

        2003年3月29日，当我再次打电话到富村询问库淑兰的近况时，话筒的另一边传来库淑兰邻居的声音：“耶（方言，指库淑兰）在炕上下不来了，一天吃点，一天不吃，气短的很，老了，怕不行了……”

后来，我又欣喜的接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对我所反映的库淑兰现况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并明确表示，要以组织的形式立即联络库淑兰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想尽办法做好库淑兰的生活安置工作。

至此，我的心得到莫大宽慰，我国民间文化最宝贵的创造者、传承者------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家，他（她）们创造的光鲜作品将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同时，他（她）们的生存状况也将得到应有的关注。

只可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春风来的太晚了，库淑兰还没感到一丝春意，就于2004年12月19日在富村辞世人间，终年84岁。她所创造的“剪花娘子”的精神符号与艺术形式也就此成为绝版。

               库淑兰作品：江娃拉马梅香骑  2003年征集

当我冒着寒雪，日夜兼程赶到富村，库淑兰已盖棺长眠，追悼会破例在村委会门前大路上举行，乡亲们默默地送走这位饱尝生命苦难却又不屈用艺术精神抗争命运的老人。

我目睹这一切时，心中在想：库淑兰终于用死亡换来永恒的安宁，对她来说是福！

而她生前常对我说的心愿：“1、死后能在坟上立块碑；2、剪花作品能进博物馆永久地展出”。

这两大遗愿都将在近期相继实现。

大师库淑兰！安息吧！

库淑兰未完成的《剪花娘子》作品

问候各位热心的博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记挂

昨午夜又回到灯火通明的都市

连日在黄土高原上经历的一切

转眼又在身后了

可内心依然感受着城乡存在的巨大差弃

尤其是民间艺人们的艰难生存状态和不公平 不受尊重的景况

更让人内心无法平静

曾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授予 剪纸艺术大师的陕北农妇老人 库淑兰

已经仙世快两年了

可她的坟上除了荒草和砖块之外 再也没别的

她独创的剪贴画绝世精品被出版社随意出版发行

居然分文稿酬不给

严重侵犯著作权之后 还美其名 是为了宣传民艺大师

而民间艺人及其家属却只能两眼茫茫 无言语

也许

这正是农民的真实与憨厚

但有良知的人却怎么也看下去

著名藏族企业家王瑜吉嘎得知此情后热忱捐资

北京书画家刘恪山提笔书写墓志铭 中国剪纸艺术大师 库淑兰之墓

所以

我又一次只身驱车来到已故大师库淑兰的老家 陕西省旬邑县赤道乡王村

专为库淑兰订制了2米高的石碑和四米高的碑楼

正在刻制修建中

库淑兰的儿子孙罗罗和孙子孙平利

让我一定转达他们对王喻和刘老的真诚感谢

说他们非亲非故都能做到这份上

那比当地的公家人还要好多少倍哩

“中国行”来到河南省三门峡市，我的老师刘恪山就专门从北京打电话给三门峡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员更厚先生，请他给予考察方面的帮助。在我后三年的行走过程中，我的恩师刘恪山先生与我心心相系，大事小情上为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使我有了更多的方便和安全，这些我永志不忘。

第二天，员馆长丢下手中的一切事务，亲自陪我前往张庄村，去拍摄那里的独特民居——“地坑院”（也被当地人称为“天井院”、“地阴坑”、“地窑”）。

张庄村坐落在距三门峡市西南二十一公里处，是当地有名的张庄塬。“塬”是黄土高原典型的地貌特征，是因长年流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大的有几十平方公里，小的有几平方公里不等，四边陡，顶上平，素有“川下，塬上”之说。随着水土流失的不断加剧，每年塬的面积都在以惊人的速度缩小。张庄塬上的人口约三万之众，分布在四个大的自然村。

张庄塬有记载，“地坑院”历史并不长，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军在张庄塬上对平民百姓实行罪恶的“三光”政策，将塬上的民居全部烧光了。日本投降后，当地百姓穷困不堪，根本没有能力再兴土木，盖房舍。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深厚的黄土地为战后无处栖身的民众提供了创造新的家园的灵感，他们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建了既经济又实用的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地坑院。

这种地坑院，实际上是古老“天井式”窑洞的变种。在陕、甘、晋、豫地区还流行另外两种窑洞模式，“平顶式”和“靠崖式”，也叫“黄土窑洞”，堪称“东方一绝”。平顶式窑洞是用砖石或土坯在平地上砌筑而成；靠崖式窑洞是先将土坡修铲成与水平线成直角的平面，再在这个平面上开凿顶部半圆或尖圆两种拱形洞穴，有数窑平列，也可上下叠层，就像楼房，有人称它“天窑”。

张庄村的地坑院则是在平整的土地上深挖约四五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深坑，坑院十到十二米见方。地坑上边沿，用青砖筑约二十厘米高的矮墙加以防护和警示(尽管如此，每年在张庄塬仍有数人掉落地坑院内)。院四壁可挖凿六至十眼窑洞，每眼窑洞高三米多，进深七到九米，窑口中央留有向里开的门，两边和半圆形上方留有木制格子窗。一到年节，巧手女人们就会剪出各色花样的剪纸贴在窑窗上，把日子装点得红红火火。格子窗供采光和透气，在门的一侧还留有锅腔和土炕的烟火道。

院子中央通常是小菜园，菜园的边缘有一米五左右宽的环窑洞走廊。小菜园肩负着复合性功能：存储一定的雨水；吸收充足的阳光和氧；改善窑洞内的通风等。而在园子一边要挖一眼深约四米、宽半米的旱井，用以蓄积雨季中过量的雨水，既解决了日常用水的积蓄，也解决了雨水倒灌窑内的问题。每座地坑院中，都会栽上桐树、梨树各一棵，树梢高高伸出地面，传递着主人家人丁兴旺的信息。

这种象征生命存在的植物，为地坑院带来许多生气和灵性，它的人文作用，远远大于它的实用功能，它提示地面上行走的人“别掉下来”，在炎炎的盛夏给地坑院带来一片绿阴，滋润了生活在黄土地的人们的日子，那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同样被这黄土地上的农民应用得淋漓尽致。

进入地坑院的通道设计得更加巧妙，一条铺着青砖的斜坡甬道拐个弧形直角弯就可进入院内。当我拾级而下时，还真有种别有洞天的感觉呢。初入张庄塬，我有时会惊异地发现，好端端的平地上忽地冒出一位梳着两根长辫子，身穿红花小棉袄的俏丽农家女娃，手捧一个蓝花大碗，忽地一下又消失在另一处地平线下。真是给人一种“神出鬼没”的幻觉。难怪在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上塬不见人，见树不见村，入村不见房，炊烟平地起，忽闻鸡犬声。”张庄塬地坑院中还有组合连环院，叫做二进院、三进院。

在地坑院的建造中，同样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不识多少字的农民，却拥有广博的实际生活的学问，他们将八卦的原理有机地融入了地坑院的形制中，根据阴阳鱼的八个方位，来确定所有新建地坑的四个正面朝向，按照当地人信奉的“风水流脉”的统一心理指向，充满自信地定制新地坑院的主朝向，这样，以东西南北为朝向的院子，就有了各自的位置和名称：“东震院”、“西兑院”、“南离院”和“北坎院”。由于四种各有其主的朝向院子，窑的主次等级中最好的朝向当属“东震院”。一位住了一辈子地坑院的大爷说，按照风水定下的朝向住起来才顺心舒畅。

我在员馆长的带领下，七上八下地跑了十多家地坑院。不同年龄的人，对地坑院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不管怎么说，冬暖夏凉，费用不高(现在建一座地坑院的造价为九千元左右)，使人长寿康乐，是地坑窑公认的优点，年长的人常在嘴边这样的念叨着。但年轻的人则说：采光不好，通风不畅，沉闷憋气，还浪费土地等。反正有一个事实人们却无法回避，那就是，现在张庄塬的百姓大多已不喜欢住地坑院了。

如今，地面上的砖瓦房在张庄塬越盖越多，一方面反映人们确实富裕起来，更主要的是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年轻人不再信奉或半信半疑老一辈“风水流脉”的文化传统。他们要改革，要创建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在我要离开张庄塬时，看见有几户农民正在运土填埋废弃了的地坑院。问其原因，主人家说：“现在新的宅基地难批，儿子又要结婚，只好在填平的地坑院上建造新的砖瓦房了。”

我们在返回三门峡的途中，员馆长对我说，前一时期，省里有一份资料统计，有百分之六十的百岁老人是居住在窑洞里的……

后来我到了陕西，在《陕西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英国有所皇家研究机构，花了十多年时间，专门在陕西某地建立了“窑洞医院”，进行多方面的医疗防治研究，发现窑洞噪音小，湿度低，空气中含有益于身体的元素，能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还能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

那么，张庄塬地坑院的未来将会如何？它能继续被保存并发展吗？是否可以建立别具一格的“地坑院生态旅游村”，用旅游经济来拯救渐行的地坑院？当然，只有张庄塬的百姓才是最终决定地坑院命运的人。

结束了对普米族的访问，兰坪自治县常务副县长和润才先生、普米族企业家和国生先生、杨国旺先生等给予我莫大的关怀，并特意送了两箱当地特产“兰坪醇”酒(在以后的旅程中，这两箱酒为我解决了很多难题)。好客的主人用他的专车护送我至与剑川县的交界处，宾主挥手告别。

我一边驾车，一边想着下站采访白族的计划。白族主要聚居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各县。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理就借电影《五朵金花》的影响造势，以她得天独厚的“苍山洱海”的自然风光和“蝴蝶泉边”的浓郁风情享誉海内外，已经开发成著名的旅游景区。我在1984年骑单车考察时就曾来过这里，对他们的雪梨、沱茶、扎染、大理石雕刻、“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住房形式以及崇圣寺三塔、“霸王鞭”等有了一定了解。这一次，我决定不去大理，而是绕道北上，去剑川县这块还未被开发的白族聚居区进行寻访，去体验原汁原味的白族风情。

拍摄云南剑川白族“锅庄舞”

一块“前方修路，禁止通行，请走便道”的木牌立于路中央，我只好拐向一条沿着幽长峡谷修筑的简易便道。在没有禁止乱砍滥伐的年代，有无数卡车拉着严重超载的木材从这条路上通过。如今，这里已规划成自然生态林，所有砍伐队都撤出了林区，只留下这千疮百孔、破烂不堪的便道。这几天连降暴雨，使本来就极差的烂路变得更加难行。吉普车七扭八拐地寻找着可以通过的泥泞路面。在一些路段中，已形成“路中河”与“河中路”的状况。

越往里走，峡谷越深，狭窄不堪的路道沿着一条不知名的河流向上延伸。天上下起雨来，很大很猛，暴雨卷着泥沙使河水显得混浊不清，和着风雨的节奏，向下游迅急奔腾。路边的峭壁上不断有碎石飞落，那是雨水冲刷掉了泥土，使得石块无以依托，塌方、沉陷、泥石流等自然现象就是如此形成的。所以我不敢有片刻疏忽，全神贯注地驾驶着车辆。

北边的天空愈发地暗了下来，森林中的树杈在狂风中猛烈地摇晃，一条条树枝也像狂舞的皮鞭，在空中呼啸着。一些枯枝败叶被风打得旋转着，飘舞着，纷纷落入泥泞的地面。狂风夹杂着暴雨无情地抽打着车体，发出阵阵“唰”、“唰”的响声。仰望天空，只见头顶上乌云翻滚，犹如千军万马，汹涌着，奔腾着，直向这边扑来。霎时周围变得愈加黑暗。

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独自观察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的壮观天象，对那种大自然的神力，那种巨大的神秘力量有着无比的好奇。它能将我与整个现实世界暂时地阻隔开来，去肆意地遐想那个未知的宇宙……那当然是一个小小少年站在窗前的遥想。

现在，当我注视着这不知哪是尽头的暴风骤雨、雷鸣电闪，却显得六神无主起来。在这样一个陌生环境里，有太多未知与神秘的事情是自己无法预知和把握的，那种奇思异想的浪漫在这里变得那么幼稚可笑，它完全不是躲在建筑物中观赏雨景的感觉，而是像面对着一个硕大无比的怪兽。它毫无保留地发威使我害怕，使我深深感到大自然原始力量所带来的恐惧。此时的雨水不是倾盆而下，倒像是决了堤似的自天而降，打在车体上一无间歇，使人要疯狂，要窒息。有时使我感到如果它再不停息，我就会大声叫喊起来。然而，环视暗无天日的四周，我突然觉得自己渺小无助，好像全身的骨头都要酥软了，只有苦恼和绝望。

车仍在继续艰难地行驶。暴风雨依旧发疯似地下着，我打开车上所有照明灯，希望为自己孤苦无助的心灵寻找一些光明和温暖。忽然，发现前方几米处有一辆手扶拖拉机在泥坑中拼命地挣扎着，有两位身穿彝族“查尔瓦”(羊毛披毡)的男人正淋着雨水奋力地想使其摆脱困境，显然他们已很难自救。我悄悄地绕过泥坑，往前行，心想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都已经自顾不暇了，哪还有精力管他人的“闲事”。他们发现了我，并木讷、无奈地透过雨幕看着我一点儿点儿绕过他们而去，并没有发出任何求援的信号。我也就落得心安理得地换挡加速。然而，刚才那两位站在暴雨中的彝族同胞的身影和那辆深陷在泥坑中的手扶拖拉机，始终在我眼前晃动，放不下，内心深处有种东西在责难着自己，假如我是他们的话……

我停下了车，挂上倒退挡，向他们靠近……拥有四轮驱动的“切诺基”并不费力地只一下就把拖拉机解救出泥坑。若是刚才一走了之，我的心里会歉疚一辈子，想起来就会骂自己。从两位彝族兄弟感激的目光里，分明感到了他们对城里人有了重新的认识。我心怀满足地重新上路了。

边开车边想，农民的日常疾苦往往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真切体会和感悟。他们适应自然的能力远比都市人强出百倍。然而最可贵的是他们面对艰苦的劳作和自然灾害及人生的诸种不幸时却很少怨天尤人，这种看似简单，却包含深刻人生哲理的处世态度从何而来呢？他们那身处困境却又不主动向“现代化”汽车求援的漠然的表情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长时间挥之不去。

我在怒族向导（中）的带领下访问云南怒江上游的独龙族家庭

暴风雨依然肆虐。我在通过一个临近河床的十几米的土坡时，意外发生了。

由于上涨河水的冲刷，土坡的底部已被“掏空”，加上连日来土坡遭受雨水的浸泡，土质完全酥松。当我驾着“切诺基”刚刚爬上坡顶时，土坡连着路基顷刻间整体沉降。突然的失重，视力产生错觉，仿佛大地要颠覆了一样，我的心腾地提到嗓子眼儿，那种惊惧的感觉，绝不亚于遭遇大地震。眨眼的工夫，我和车已落到四五米外的河床边，塌方面积达二十几米。万幸的是，车体虽倾斜，但并未底朝天地翻入汹涌的河流中。右后车轮已浸在河水中，我以最快的连续动作，欲使车辆尽快脱离坡底。然而一切都徒劳，松软的土质混合上雨水与河水，立刻变成了稀泥，不要说是四轮驱动，就是十六轮驱动现在也只能望车兴叹了。

这时，雨下得更大了，那雨水如同雨帘，猛到什么都看不见了。这雨简直就不是雨柱，而是天国打开了闸门，把天河倾注到人间。老天爷，真的要和我过不去了。眼看着河水在缓慢地上涨，照这样下去，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切诺基”被洪水冲走，我本能地跳出车外。

我站在河沿上，任凭雨水抽打在脸上、身上，两手下垂，双腿发软，呆呆地看着爱车，一筹莫展。

不知何时，那辆从泥坑中“爬”上来的手扶拖拉机已来到身后。大家虽什么都没说，但两位彝族兄弟已知道该如何做了。他们接上我的拖车绳，但不够长度，就取下各自包头的长布帕合成一股接到拖拉机上，我们开始第一次冲坡。显然，这种“小马”拉大车的结果是：纹丝不动。再来一次！头帕布断成两截。

他们还是什么话也没有，丢下拖拉机奔向雨雾中……

很快，他们带来了两辆拖拉机、钢丝绳和更多的同胞。同时还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上游的水电站随时有可能开闸泄洪，一旦山洪暴发，这里将变成河床底部……人们迅速地，七手八脚地一阵忙活，拖拉机连着拖拉机，再连着“切诺基”，人们齐心协力地开始新一轮冲击，推的推，拉的拉。“切诺基”好像是累昏的憨熊赖在原地一动也不动。车的离合器已发出难闻的气味，河水仍在不断上涨，已淹没右后车轮。

我心急如焚。村里的老乡仍在不断地增援，更令我感动的是他们竟拉来了三头健壮的耕牛(显然是没有拖拉机了)！结果，套在犍牛肩上的绳索接系到车下的前桥上，随着牛主一声豪吼，手中的皮鞭重重地落在了牛那厚实的臀部上。顿时，三头犍牛头一低，肩一耸，四腿同时发力，所有在现场能发挥的力量全用在了“切诺基”的身上，当然也包括意念之力。这下可真的起了作用，上上下下不动则已，一动百动。

瞬间，我感到“切诺基”的轮子有了抓力，加上巨大的拉动，我和车一转眼离开了险滩，爬上路基。我在车中兴奋得大声喊叫，像是疯了似的。而彝族同胞们却站立在雨中，只是淡淡的表情。他们既没有雀跃，更没有动人的欢呼，相形之下我狂癫而欣喜的嘴脸显得非常滑稽可笑。我慌忙拿出兰坪县副县长赠送的“兰坪醇”白酒款待浑身湿透的彝族同胞，以此遮掩一下自己的窘态。

他们静静地喝下暖身子的烧酒，仍没有多少言语，表情依然漠然而平和。没多时，汽车沉陷的地方，已被奔流的河水淹没。我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雨，终于停下了，一场无声的紧急抢险就这样平静地结束。有的村民已陆续默默地往回走，我用感激的眼光目送着他们和那三头身挨数鞭的犍牛。那两位先前就熟悉的兄弟，拉着我的手说：“到我们金竹寨子歇息吧！”我清楚地记住了“金竹彝族村寨”这个名字。

是的，如果没有彝族兄弟，“中国行”的“切诺基”恐怕早就成了“落汤鸡(基)”了。当我拿出一些现金示意答谢时，却被平淡的微笑和那双双粗糙有力的大手拒绝。

他们说：“是你自己救了自己”！

很久以后，我才真正领悟这句话背后的深刻含义。

（题图：剪纸→甘肃庆阳西峰高金莲作1985年征集）

卧龙高嵴http://blog.sina.com.cn/u/1233581584：
已阅读两书一次。感觉两字：不易。仅仅在布达拉山的那一夜，凭字里行间想象是怎样的克服呀！更何况六年旅程的孤独与艰辛了。写到第一次行程的三次遇险，都发生在我们保持通信联系的期间，却只字不漏，非常敬佩你的沉毅。放下书，去设想，哪怕是一个个细节问题，恐怕我都无法处置和忍受，更别提那种种惊险和磨难了。阅历即财富，而那样的经历足以让你傲视群雄了，可依旧是如此谦逊、宽厚。

我到达呼伦贝尔盟大草原时，已经是初秋季节。一个人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街上懒散地踱着闲步，心里盘算着，若能碰上地道的草原牧民，我就跟着他们下到苏木（乡、镇）去，离开这喧闹的县城。正巧，两位身着民族服装的年长妇女，急匆匆地走进我的视线。她们健康却略显肥胖的体态，认真、专注的神情和沉稳、急促的步履，一看便知是来自遥远的牧区。主动上前搭讪，才知道她们是布力亚特蒙古人。作为跟随她们下乡采访的条件，我答应用我的吉普车载着她们和她们采购的一大堆草原上没有的生活用品去牧区，其中以青菜、瓜果和布匹最多。

布力亚特人是蒙古族的一个古老部落，其先民一直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的森林草原地区，从事牧业和狩猎生产。大约在1207年，布力亚特人成为成吉思汗的属部，逐步迁徙至额尔古纳河、贝加尔湖、色楞格河流域一带草原上游牧。据史料记载，在1922年，经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批准，一百六十余户七百余人迁入今鄂温克旗锡泥河流域建立布力亚特旗，辖四个苏木，一直居住至今。目前，有近七千人的布力亚特蒙古人，繁衍生活在这一地区。

吉普车在辽阔的草地上足足行驶了三个半小时，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北辉苏木，查干若尔戈察牧民村。如果没有主人带路，我早就不识东南西北了。

这里是真正的草原腹地，一望无际，没有电、通讯和交通设施，偶尔能见到在草甸上弯曲延伸的路，那是人、畜踩出来的，一到春夏季节，这些路就会被茂草淹没掉。所谓的村，也就是三户牧民分居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是牧民的特殊属性决定的，那是为了各户的牛、马、羊有足够的空间（草场）吃食，所以在草原很少见到群居现象。但牧民之间的走动、联系紧密，有着一家有难，全体相助的传统美德。过去他们彼此来往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和马车，冬季是骆驼。如今，一部分先富裕的人率先用起了摩托车和拖拉机。牧民的孩子，不论男女，大多到了五六岁时，就学会了骑着骏马在草原上奔驰。

把我带到这里的主人名叫斯格勒玛，六十多岁，养育了三个儿女。两个儿子已成家立业，只有最小的女儿巴娜玛还未出嫁。她从高中毕业起就去了海拉尔闯世界，曾教过书，打过工，开过饭馆，如今饭馆也开不下去了，就带着一位城里汉族小伙子（她的对象）回到草原的老家，帮助父母打草。

秋季，是牧民一年中最繁忙，劳动强度最大、最辛苦的季节，要打到足够的草料以备牲畜过冬。他们吃住在草甸上，夜晚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这可难为了巴娜玛的汉族对象，他整个是一个废人，什么活儿也不会做，斯格勒玛老两口儿打心里不满意，但不满意也只能放在心里，现在女儿家可不比以前好管了。巴娜玛与她的母亲是两个时代完全不同的女人，巴娜玛思想前卫，紧跟时代，但浮躁，急功近利，因此，她的青春路走得很不平坦。

早年的斯格勒玛是苏木（乡里）的妇女主任，从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起，一直干到五十多岁才退下来。她耿直、待人热忱、性情温和、坚毅，在当地有着极好的口碑和人缘，是出了名的女强人。用她的话说：这全是用真诚干出来的。斯格勒玛家住的是三间砖房，房顶上盖着石棉瓦，东房住着老两口儿，中间是仓库，西屋则住着新婚不久的小儿子夫妇。屋内家什简单，睡的是铁床，一切打理得整整齐齐，这对游牧民来说，算是上乘的条件。斯格勒玛家养的牲畜数百头，羊三百只、奶牛四十二头、马八十九匹，这些，都是她家的命根子。之所以养这许多羊，是因为羊的产出周期短，经济效益来得快，但羊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相当严重，甚至是自杀性的破坏，它们吃草的习性是连根拔的，从不留后路。近些年来，牧民们受到利益的驱使，羊的只数只增不减，斯格勒玛谈到这里时，也只能是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养奶牛经济周期相对较长，需要足够的耐心，好在每日挤的鲜奶可以换来现钱。而养马主要是为了解决交通和食肉。

自打我来到的那天起，草原上的天，就像漏斗一样阴雨不止，无法走动和拍摄。这却挡不住牧民们的日常劳作。斯格勒玛一家人，每日早晨四点左右就起床去牛栏里挤牛奶，近两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一工作，然后把整桶的带着母牛体温的鲜奶，一桶桶搬到牛栏外，等着收奶车拉到城里去加工，通常每斤鲜奶能卖上一角多钱，每天能挤上几十斤，刚好贴补日常生活。

他们家的早餐多是馒头和油饼，再配上香喷可口的奶茶，直喝得周身冒汗，五内通畅。而用羊肉、羊下水和草原上野韭菜做馅的“布力亚特包子”，更是吃了令人难忘，它皮薄，肉多，香味扑鼻，是布力亚特人款待贵客必不可少的传统食物。只要吃上两三个，足够饱上一整天。

到了傍晚天色擦黑时，她们还要去牛栏挤一次鲜奶，这样，一天的活计才算忙完。

平日里，男人们都去了自家的草甸上割草，女人们管理着家庭和照料牲畜，还有制作不完的针线活，布力亚特人至今仍保留着穿戴自己手工缝制的衣裙衫裤的习惯。所以，布力亚特妇女个个都是女红能手，难怪她们从城里买来那么多布匹。虽然布力亚特妇女不会像苗族女人们织布刺绣，但她们却有苗族妇女不会的制皮手艺和赶羊毛毡毯的技术。你说这是智慧也好，勤劳也罢，她们就是这么一辈一辈传下的习惯，她们认为没啥好夸奖的。

在布力亚特人中间，妇女是家庭中的支柱和灵魂，也就是说，每个家庭的兴衰，全是由妇女的能干与否决定的。斯格勒玛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她的男人，自打和她结婚之后，就养成了好酒的习性，且嗜酒如命，每酒必醉，不难想像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可斯格勒玛却能一手撑天，家中的私事和苏木的公事，从没落下任何事，样样都做得无可挑剔。她是位优秀的草原母亲，她脸上所表露出的慈母般的神情和聪慧精干，让人感到她始终生活在一种自信中。即便如此，你没听到一句豪言壮语,她的心境如呼伦湖一样的沉静与博大，像草原一样的辽阔与宽广。

二十五年前冬天的一个深夜，她为了寻找放牧未归的丈夫，冒着越下越大的暴雪行走了二十多里路。终于在凌晨时分，在茫茫雪野中，找到了醉倒的丈夫和羊群，他(它)们已冻得奄奄一息。无奈之中，斯格勒玛放弃了羊群，硬是把丈夫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她是如何连拖带背地把丈夫从齐大腿深的暴雪中，冒着随时被冻死的可能，忍着刺骨的严寒和饥饿，又走了一天零半夜才回到家中。那时的小巴娜玛，哭嚎得只剩下一丝气息，眼巴巴地盼着斯格勒玛回来喂奶吃。那次生死经历后，斯格勒玛在草原上的威望更高了。她对我说：“当时有几次我都坚持不下去了，心想着只有一岁的巴娜玛不知是冻死还是饿死，两个大孩子去了十多里以外的姨妈家，根本就不知家中的事。那心里真不是滋味……后来，就那样忍着，坚持着，坚持着……也就回来了，我家那口子差点冻成残废人。”这就是草原妇女的刚毅性格。

又是一天的早晨，一阵西北风吹来，把天上的乌云全带走了，湛蓝的天空还飘着几片鱼鳞云，一轮红日在雨后的草原上升起，它显得那样温暖和亲切，我心中不觉充满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

昨天，斯格勒玛从其他几个牧民点上邀来了乌日金、斯布勒、斯里格玛和达丽格玛四位妇女，她们个个都是当地有名的制衣能手。这是斯格勒玛出的主意，她们要亲手为我这远道来的贵客，做一身只有新郎官才穿的布力亚特男人盛装送给我。没有电熨斗，就用铁制的土熨斗在炉火上烧热来熨衣；没有尺，就用木板条替代，惟一一件现代用品，那就是上海“飞人牌”手摇台式缝纫机。看着她们认真、投入、专注的神情，你会感到她们的真诚。眼看着一套崭新的服装就要制成了，她们脸上充满创造的幸福感，竟情不自禁地齐声唱起了本族民歌，那歌声充满自信、坚毅和奔放，有着极富内涵的游牧气质。歌中内容大多是歌唱母亲的，可见女性在布力亚特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血红的夕阳终于掉进了草原的尽头，又一个黑夜来临，仰望满天繁星，使人感受到宇宙的博大和布力亚特人火一样的热忱。斯格勒玛老妈妈帮我穿上她们精心制作好的新装，人们一下掉进了欢欣的氛围中。主人点起烛火，人们合唱古老的歌谣，跳起了只有布力亚特人才会跳的民族舞蹈。

直到深夜，欢乐的歌声仍然回荡在草原的星空中。

几天后，我带着布力亚特蒙古人的深情厚意，带着草原母亲的慈祥与博爱，带着斯格勒玛和她的姐妹们为我制作的新衣，又回到了车水马龙、喧嚣浮躁的都市，但我的心却留在了那片溢满母性光辉的草原上。

独自驾车行驶在云南省境内的南部，翻越巍峨高大的无量山，跨过澜沧江向西，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县，直抵原始森林茂密的布朗山乡，在这深山里仍然聚居着十分传统的布朗族人。相信此次进山必有意外收获。       

        昨晚与布朗山乡的粱乡长商定，选择了一个最偏远、且路途也是最难走的布朗族村寨——曼桑，距乡政府八十多公里，有一位文化干部陈老师陪我同行。

        眼下正是雨季，我们走上了一条被阴森森的树木遮蔽得不见天日的阴暗小道，树木几乎只肯略微绽开一些，让这条狭窄的只有手扶拖拉机才能行驶的小道蜿蜒穿过，接着马上又从后面把它封住。泥泞的路面上，杂草、树木和竹林的枝叶，擦着车体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车速很慢，不时有深凹的水坑拦在路中央，真是不走山路不知车的底盘低。几十公里的路程没有碰见一个人。偶尔看到陡峭的山坡上被成片砍伐烧荒的原始森林，有的地方还在冒着青烟，可谓满目涂炭。随行的向导陈老师说这是布朗族至今还延续“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方式。

      “那么，地方政府对此没有措施吗？这样既毁林又生活艰苦”我问道，

      “县里早就在山外辟好了宅地，但住贯了深山的布朗人根本不愿迁居，所以暂时还没有很好的办法”，陈老师无奈地摇头说。 

布朗族，主要分布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南部各县境内的布朗山、西定、巴达等山区，约有九万人，是国家20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操布朗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布朗语支。无文字，其先民原于古代百濮系统民族。“布朗”，意为“住在山上的人” 。

眼前闪过的一切，都预示着我正顺着历史的时光隧道走回到千年以前的原始地带。终于在一处高山的梁子上我发现了一片用草排覆盖的双斜面房顶竹楼群。有六七十户之多，这就是依然保留着不同程度的原始公社残余的曼桑寨。整个寨子的民居，是青一色的干栏式建筑结构。从山腰处自上而下错落有序的排列着；深褐色的基调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个整体。

村上的干部到乡上开会去了，只剩下一位文书，张罗着给我们做饭。不知不觉中他扛着一杆猎枪跑到寨子里猎杀了一只鸡仔回来款待我们。他看着我疑惑的眼神解释说∶“放心吧！是经主人家同意的。”

趁着做饭的功夫，我“溜”进了寨子细细品味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的民居建筑。每户房屋的结构与格局几乎是出自一个版本，布朗族因地制宜，用随手可得的竹子、茅草、竹篾、木材、卵石等作材料，有“一家建房全寨相帮”的古俗。木材用作房架、檩等承重部位，椽、楼板、墙、梯、围栏等多用竹材。有趣的是，所有构件不用钉，只用竹篾绑扎固定。由于本地气候炎热，多雨潮湿，这种干栏式民居分为上下两层，楼下畜养牲畜，堆放柴草杂物。楼上住人，即防湿又通风。村中有近半数的民居已由原先的竹楼变成了瓦顶木楼。显然是布朗族人的生活不断改善的结果。

我征得一户布朗老人的同意，走进她家用茅草排覆顶的传统竹楼。楼室分为堂屋、火塘与住室三个区域（是一个大通间）。堂屋与住室之间没有设隔板，火塘上架有铁三脚架，上面正支锅做饭哩，火塘被视为神圣之处，是主人接待客人和取暖的地方，也是一家人活动的中心（有很多禁忌之处必须尊首∶禁以脚踩、踏或直接跨越火塘，否则会遭主人的强烈不满），住室内看不到床和台，男女铺分设于左右两边；主人说∶冬季里一家人即睡在火塘周围，借以取暖。在堂屋的中央，有二根很突出的中粱柱，我无意靠在一棵柱子上，却被客人礼貌地请坐在火塘边。原来这是二根顶梁“神柱”，外人是不能随意碰的。左边是男性祖先灵魂依附的柱子，称为“骚召” ；右边是女性祖先灵魂依附的柱子，称“骚南” 。

这对阴、阳“神柱” ，在布朗人生存史上和他们的灵魂深处起着无以替代的精神指向作用。从蛮荒时代走来的民族，人心必有敬畏，或以无形的虚幻，或以有形的万物，或以具体发生作用的物质，人们用智慧注入其灵性和超然的动能，再调动意念的无穷力量，对自然与人、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等加以平衡。保持并发展这种平衡，人之繁衍生息的社会生活即能稳步推前┅┅

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现代都市社会中人的本身力量被无限夸大而膨胀，“老子天下第一”随处可闻，随处可见；人的内心失去了必要的敬畏，“唯我至尊” 使精神的物象作用飘逝的无影无踪，乘下的多是行尸走肉和一付灵瑰空虚的驱壳。绝大部分人被无情地“拉去”充当功利的奴隶和创造财富的机器，人们疯狂地拜金、敛财，挥霍在纸醉金迷、酒色无度地物质世界之中，本来说这可以充实了。但恰恰相反，人们在占有了更多的物质和金钱之后，内心却越加百般无聊，空荡无实。心理和精神的指向呈无序的发散状，灵魂游离不定，无处生根。由此，前些年关联人性劣根的邪教、法论功之类便乘虚而入，填充着一部分人的空旷的心灵，而这种歪理邪说仍有逐步蔓延的趋势。如何依托传统文化的精髓，尽快构建符合现代精神的信仰大厦，是我们急待思考的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迫切问题。因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坍塌，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消失。